孙玉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中国训诂学会副会长，中国音韵学会副会长）

各位旧雨新知，祝贺《武当文脉》16集摄制成功！

湖北无论在史前还是有史以来都创造了极为灿烂的文化，比如史前文化——武汉市黄陂县盘龙城的商代青铜文化，在鄂东黄梅县发现的五千多年前的焦墩卵石摆塑龙（一条用鹅卵石垒成的石龙），距今5500年的湖北应城门板湾遗址发现的土坯房屋建筑的室内，局部可见编织物铺垫痕迹，当为席子的残痕，这是长江中游发现的相当早的席子。前不久在宜昌也有新的考古发现。

湖北在有史以来也出现了很多新东西。比如在荆州发现了很多竹简，我们今天研究的竹简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湖北的。此外，传统哲学的儒释道都跟湖北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在黄梅县四祖寺、五祖寺的禅宗，在武当非常盛行的道家，陈颢陈颐融合了道家思想和禅宗的儒家理学。所以，在荆楚大地，有相当多可歌可泣的事值得向世人传达。

我们一提到道家，就会提到武当。我曾经路过武当很多次，只去过一次，游览了一天。大概在2000年左右，我在丹江口水库，游览了一个上午，感觉非常震撼，但是那一次没有上武当山。

以前，武当给我感受比较深的有三样东西：武当的自然风光、武当的道家、武当的太极拳，但对武当没有什么更深的印象。《武当文脉》纪录片，立体地呈现了武当的全貌。首先，使我们知道武当不仅仅有太极拳、道家、以及秀丽的风光，还有很多人文景观，还有武当人民创造的特色地域文化，这些令我们感到震撼。我感到“文脉”两个字用得好，强调了文化传承。

其次，画面非常精美，使人身临其境，回溯过去，我只用一天的时间游武当，那是远远不够的，希望以后还要再去武当，在《武当文脉》的启示之下，再进一步理解武当，理解中国多姿多彩的文化。因此，这个纪录片一定能火爆。

湖北这个地方创造了非常灿烂的文化景观跟它的地形、地貌有关系。比如长江，汉江汇入长江处，在武汉一桥形成了“龟蛇锁大江”的景观。因为这里江面狭窄，1100米的宽度使水流不顺畅，所以在上游和下游形成了很多沙洲，比如天兴洲、白沙洲、汉阳的鹦鹉洲等等。再比如八百里武当山，既有大山，又有大湖（丹江口水库），贯通南北，连接东西，人们选择这个地方作为道家修炼的场所，可以说是“良有以也”。

这些地方都有极为灿烂的文化，还有很多的文化瑰宝可以挖掘，希望节目组能把把湖北的特色进一步推出来，推向全国，推向全球。预祝《武当文脉》纪录片获得圆满成功！

附一：谈谈完善传统文化教育应该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孙玉文

【提要】本文根据作者的演讲稿整理而成。文章针对当前的实际情况，试图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探讨完善传统文化教育若干基本问题，旨在推进传统文化教育。分六个部分：一，上个世纪以来传统文化的存废论战之一瞥。简要回顾了鸦片战争之前我国学者对于儒学和西学的看法，重点叙述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儒学和西学的碰撞，作出简评。二，对传统文化进行估价的两个不同视角。提出估价传统文化的可以有情感、情绪的视角，和科学的视角；作者有针对性地批评了当前对传统文化的一些不实之词，赞同用科学的视角估价中国传统文化。三，研究传统文化价值应取的最基本的立场。基于科学的立场，重点从方法论的角度评析了通过中西比较探讨传统文化特质的一些不当结论，并分析了两个不成功的研究个案。四，发展中国文化必须以传统文化为根。针对有人提出的“全球眼光”或“站在世界看中国”的观点，论证不存在抽象的“全球眼光”或“站在世界看中国”；发展中国文化，必须吸收古今中外的精华，必须以传统文化为根，以传统文化为根和吸收古今中外精华可以相得益彰。五，精读原典问题。强调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精读原典，最大限度地把握古代文献的原意，落实字词句和篇章，以及古人所要传达的言外之意。六，批判继承问题。批评了对于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偏颇而不切实际的言论，探讨了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主张吸收传统文化中科学、有用的东西，为新的文化建设服务。

【关键词】传统文化教育 基本问题 针对性 研究

各位老师、各位学员：

今天，我非常荣幸接受长江教育研究院的邀请，有机会回湖北武汉，跟大家交流自己有关完善传统文化教育的一点体会。我汇报的题目是《谈谈完善传统文化教育应该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主旨是秉承科学无禁区的理念，弘扬科学和民主的精神，针对当前有关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些观点，特别是针对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的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的关系问题，阐明个人的一些思考，希望能澄清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使我们的传统文化教育、我们的文化建设能向纵深发展。

我先来一个释名。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里特指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国传统文化，指中国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精神财富的总和。传统文化教育，就是要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针对现实问题，传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培养能以中华文化为根，取世界优秀文化加以融通，具有家国情怀、历史担当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完善传统文化教育，不仅仅是个教学问题。要搞好传统文化教育，首先必须科学地研究有关它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廓清迷雾，扫除障碍，以利于人们减少执着，轻装上阵，为发展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奋力打拼。这是事关中国乃至世界未来文化走向的大是大非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我将分六个方面阐述自己的一点想法。

一，上个世纪以来传统文化的存废论战之一瞥

二，对传统文化进行估价的两个不同视角

三，研究传统文化价值应取的最基本的立场

四，发展中国文化必须以传统文化为根

五，精读原典问题

六，批判继承问题

下面依次阐述。

一，上个世纪以来传统文化的存废论战之一瞥

（一）鸦片战争之前的儒学和西学

说到中国传统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孔子。这是有道理的，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孔子的思想一直受到人们的推崇，但是也不是没有受到批评和批判。将孔子的思想当作传统文化的一种代表思想是可以的，但决不能将孔子的思想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必须明确的。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孔子的学说当然是显学之一，但各家对孔子学说有褒有贬，墨家、道家、法家，都对孔子思想有所抨击。既有所抨击，也就意味着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汉代，孔子被尊为“圣人”，其学说备受官方推崇，但王充《论衡》批评了后人迷信孔子的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孔子的思想有所批判，玄学的兴起，兼容儒释道，说明当时没有定格于儒家。但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前，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不断加强，广受重视，儒家思想本身也有发展。

估计西方传教士很早就来过中国，但是对中国文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明朝，西方来华传教士如利玛窦、金尼阁等人扩大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开始明确地接受西方的影响。徐光启、黄宗羲、顾炎武、江永、钱大昕、阮元等明清时学术通人都看出了西学的价值，自觉接受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

这里以钱大昕为例。他曾比较欧洲和中国自然科学研究的优劣，主张学习欧洲的科学技术。他在《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三《赠谈阶平序》中说：“天有度乎？地有周乎？吾不得而知也，而唯数有以知之。数起于一之端，引而长之，折而方之，规而圆之，千变万化，莫可控抟。古之达者，设为勾股径隅以穷其变，而天之高，地之大，皆可以心计而指画焉。祖冲之《缀术》，中土失其传，而契丹得之。大石林牙之西，其法流转天方，欧逻巴最后得之，因以其术夸中土而踞乎其上……欧逻巴之巧，非能胜乎中土，特以父子师弟世世相授，故久而转精。而中土之善于数者，儒家辄訾为小技，舍《九章》而演先天，支离傅会，无益实用。畴人子弟，世其官不世其巧。问以立法之原，漫不能置对，乌得不为所胜乎？宣尼有言：‘推十合一为士。’自古未有不知数而为儒者。中法之绌于欧逻巴也，由于儒者之不知数也……（予）有愿焉，则以为欧逻巴之俗，能遵其古学；而中土之儒，往往轻议古人也。盖天之说，当时以为疏，今转觉其密；七曜盈缩损益之率，古法与欧逻巴原不相远也。其为彼之所创者，不过数端，而其说亦已屡易，吾乌知他日不又有一说以易之乎？其不可易者，可知者也；其可易者，不可知者也。知其所可知，而不逆亿其所不可知，庶几儒者知数之学。”

钱大昕的这篇文章中还有很多很精辟的话语，为节省时间，我都略去了。这些议论都是很通达、很有针对性的，继承了徐光启的一些卓越见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有这样的见解，已属空谷足音，今天仍有其重要价值。他的见识，为今天许多人所不及，惜乎未引起清廷足够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钱大昕并没有将中国科技的落后的原因作为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理由，他只是批评后世儒家“辄訾”数学为“小技”，批评畴人子弟“世其官不世其巧”，他从正面总结欧洲自然科学发达的原因，实际上是批评中国人没有将先秦早已有之的科技成就“世世相授”，即没有继承好先秦的自然科学研究的传统而发扬光大，因此不能“久而转精”，实际上也批评了“官本位”，寻找了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这是很平实的议论，比之后人的一些大而空的议论更符合实际。

（二）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社会的状况

满清统治至道光、咸丰年间，暮气沉沉。当时中西矛盾、满汉矛盾、官民矛盾、阶级矛盾等非常尖锐，社会完全缺乏公平与正义，人才成长缺乏沃土和驱动力，各方面的人才严重匮乏，以至于龚自珍在1839年写的《己亥杂诗》之一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表明有识之士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当时人才奇缺的窘境，“万马齐喑”，因此龚自珍痛切地劝“天公重抖擞”，祈求上天帮助中国降下各类人才。这是颇为无奈的呐喊，反映了龚自珍的极度绝望。

人才极端的匮乏必然导致国家、民族竞争能力的严重衰退。到了1840年之后，鸦片战争以来，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了清廷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所谓“天崩地裂”的亘古巨变。中华传统文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完全处于守势；欧美文明连同近代科技给中国带来的实惠，全面吞噬着中华传统文化。清末以来，冯桂芬于1861年提出过类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南溪赘叟于1895年、孙家鼐于1896年、张之洞于1898年更明确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间于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失败，被迫于1895年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同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1898年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倡学习西方，但实行103天而失败。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占领北京，满清政府逃往西安，被迫签订《辛丑条约》，中国赔偿白银4亿5000万两。1901年9月，清廷实行“新政”，但无法有效推行，新式学堂教育受阻，1905年清朝废科举。这是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说明儒家经典对士子的约束已经降到最低，也启发学者们更自觉地在中西对比中思考传统文化的问题。

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即位后，袁世凯步步为营，实行尊孔复古。本来尊孔复古跟实现民主、自由并不绝然对立，要实现民主、自由，你可以批判儒学中有违的言论，采取相合的言论，但是袁世凯将尊孔复古跟打压民主、自由绑在一起。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袁世凯被迫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引起群情激愤。1916年，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反对，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也因此一命呜呼。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遭到拒绝，而且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准备签字，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激进的青年学生于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影响直接而深远。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

（三）五四运动时期的中西学之争

清末，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当时的国内的当权派是袁世凯的继承者北洋军阀，他们丧权辱国，是人们要推翻的对象。这些当权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尊孔，认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当时的知识分子阵营可以分为两大对立的势力。一派是所谓的守旧派，在尊孔方面，跟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政策有一致性。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说：“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馀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据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可见袁世凯和北洋军阀都将儒家思想跟自己的复辟联系在一起，当然会使得人们在推翻这些当权者的同时，连带从文化上批判传统文化；他们的失败，也就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厄运。

一派则是革新派，其中的激进者主张全盘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西化。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新青年》，1917年编辑部迁到北京。从第4卷第一号（1918年1月）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带动其他刊物形成了一个提倡白话文的运动。1918年1月，陈独秀召集《新青年》编辑部会议，邀请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胡适、沈尹默参加编辑部。从7月开始，编辑部改组扩大﹐陈独秀继续邀请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人参加编辑部。十月革命后，《新青年》吹响了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支部，1921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党代会。《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影响甚巨。

有些革新派则不主张全盘西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借鉴西方理论、方法，研究中国文化，真正取得了实绩，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中国的文化事业。五四时期可谓掀起了文化批判的高潮，也掀起了文化建设的高潮。人们仿照欧美的学术体系创造了不少新的学科，缺点是欧美学科体系之外的学科，我们很少建立起来。试想：人们对于自然、社会的认识，怎么可能只是欧美人建立的学科体系所能囊括殆尽的？造成这种局面，无疑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遭受的毁灭性打击有关，使得一些仁人志士来不及做出调整，因而一味照搬西方、忽视咱们自己的传统。五四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继承传统和学习欧美的关系问题，因此此期是中华民族的人群撕裂在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时期，整个民族成为一盘散沙，至今犹然。人们的思想、信念没有归属感，汉唐时代的那种豪迈洒脱、奋发向上的气概遭到无情抑制，道德沦丧，人欲横行，人气低迷。这样的境况，使中国难以形成凝聚力，在国际上难以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在国内必然会使公平和正义不能得到伸张，邪恶横行。这无疑会影响到人们的文化创新能力，使得民族的创造力大受限制，处于中华民族文化原始创新的低谷，甚至以照搬西方为荣。这是国人必须警醒的现实。

（四）中西之争简评

从严格的逻辑上，推导不出传统文化是“阻碍上个世纪初中国现代化的巨大障碍”的结论。当时的部分知识精英对传统文化的抨击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处，但由上面的简单叙述可知，这是时代使然，而且影响极大。在欧美学术思潮的猛烈激荡下，当时的知识精英总结中国落后的原因，有相当多学者有意无意间，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将主要矛头对准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当时的一些知识精英，都是一些血性男儿，又大都饱读诗书；他们渴望找到济世良方，又看出古书中许多内容跟时代格格不入，鉴于当时的统治者将自己的统治跟孔孟之道绑在一起，于是认为传统文化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障碍。因此，他们将炮口对准传统文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这样，就不能在理论上打倒腐朽的当权者。但发展到后来，由于五四运动一直受到捧抬，缺乏真正的反思，其负面效应就充分显现出来。到了文化大革命，则搞得更过头，造成的恶劣影响也是巨大的，影响至今。现今还不乏文革式的谩骂。例如有人谩骂孔子是：圣人孔丘是“政治流氓”，说什么：在关于提升人类智慧的意义上，孔丘其实就是一个最渺小、最邪恶、最无耻的恶鬼，一个世界上百分之百十足的说谎者、欺骗者、杀人者；并且带着辱骂的口气反问，世界上还有比这三者集于一身的坏蛋更邪恶的坏蛋吗？作者以为，流氓最大的特征是不讲理，还要耍横，动粗，甚至杀人。他希望借自己对流氓的特征的界定，彻底击垮孔子。

我看这样刻薄的谩骂语言，与其用来骂孔子，不如说是自己的这种卑劣行径的写照。因为这样的骂詈，难脱“不讲理”、耍横、动粗之实，如果出自一个学人之口，那无疑是学者之耻。五四时期对于孔子多所批判，但还没有到这种谩骂的地步，例如钱玄同在1924年5月6日《晨报副刊》发表的《孔家店里的老伙计》中只是说：“孔家店真是千该打，万该打的东西；因为它是中国混乱思想的大本营。它若不被打倒，则中国人的思想永无清明之日……换言之，便是不能‘全盘受西方化’；如此这般的下去，中国不但一时遭亡国之惨祸，而且还要永远被驱逐于人类之外！”

平心静气地讲，将儒家文化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有偏颇的。将中国在欧美列强下的屈辱求和的局面当作是传统文化导致的，也是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的。清朝的全面溃败，其主要原因恐怕要从当时的现实中去寻找，从统治者内部去找。如同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水灾，不从水灾流域沿线去寻找灾害发生的原因，商量对策，一味地说是长江源头导致水灾发生的主因，这是难以服人的，也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更不能解决中国文化引领世界的战略问题。我们今天既要吸取五四运动的合理部分，更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成分，发展我们的文化。

二，对传统文化进行估价的两个不同视角

（一）百年来估价传统文化的两个视角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海洋。即如中国的古书，数量很多，可谓多如牛毛。三千多年以来，古代学者，代有创作，其著述也代有遗失，但仍逐渐积累；而且地不爱宝，不断有古书出土，令人一新耳目。中国流传下来的古书数量，为全世界之最。这些古书，反映了历代学者对于自然、社会的方方面面的认识。穷其一生，任何个人都无法将它们都读完。因此任何人都无法在穷尽古书材料的基础上对它们作出优劣判断，人们只能就其所涉猎的部分作出评价。

迄今为止，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有两种视角：一种是科学的视角，一种是情感或情绪的视角。从情感或情绪的视角来估价传统文化的价值，许多讨论并没有完全离开科学，或者说夹杂一些具体材料的论证；只是这种估价，不完全从逻辑推理推论出其结论，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更多地根据自己的情感倾向作出取舍。上个世纪初，对待传统文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取舍。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是处，应该完全抛弃；有人认为传统文化是华夏正统，不容侵犯，不容改变。单纯从情感取舍的视角说，这两种估计无法判断其优劣。上个世纪初，前一种意见占主导地位；本世纪以来，显然后一种意见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同。从情感、情绪方面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这是站不住脚的。

当今，否定者有两种人，一种是善意的，希望当今的中华民族不要背上传统的包袱，轻装上阵走向现代化。这种人很多是欧美文化（主要是美国）的铁杆粉丝，甘愿做美国文化的马前卒，他们要在中华大地全面弘扬美国文化，主观上能使中华民族繁荣富强。但是他们给中国开的现代化的药方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我们无法斩断传统，无论中国怎样现代化，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继承传统和走向现代化并不矛盾，向西方学习是真理，继承传统也是真理。还有一种人，他们是美国豢养的代言人，他们骨子眼儿里痛恨中国传统文化，不问理由，凡中国传统必反，凡欧美必膜拜；他们希望中国是一盘散沙，这样能使中国在中美竞争中处于下风，以满足一己之私。这种人是要遭到有良知的中国人民唾弃或者谴责的。

（二）情感、情绪的视角

人是有情感、情绪的动物。估计从情感的视角估价传统文化的价值的争论，将来还会继续下去。但情感容易受情绪左右，难以达成共识。诉诸情绪来否定传统文化，这不是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当然，对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负面看法，如果是善意的，这种看法对坚持传统文化有积极价值的学者是有警醒作用的，促使人们从多方面思考问题：如何在众说纷纭中作出正确取舍？因此相反的意见值得注意。只要是真正认真对待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学者，就应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但是这些意见应该有新意。上个世纪初以来，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价值的学者已经发表了相当多的意见。由于时代的隔阂，一般人对于这些意见缺乏了解。因此，我想到，应该有人从事这样的资料整理工作：将上个世纪初以来人们对于传统文化价值有负面看法的学者的论据、论证、结论作出全面的搜集整理，看看人们是怎样否定传统文化价值的，免得今人重复前人已经已经做过的研究，提出并不具有创新性的意见，从而影响学术、社会的进步。无论是从互联网还是报章杂志发表的论著看，当今学术界否定传统文化价值的言论有很多有“炒现饭”之嫌。这是令人深感忧虑的现象。有的学者满腔热情，否定传统文化，提出相当多的看法，其实很多看法是重复前人的观点，了无新意。对此，我们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至于有的人在互联网上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武断、粗暴地宣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堆垃圾，这恐怕跟多年以来空喊口号的新传统有关。这种作法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十分盛行的。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对发展中国文化是没有好处的。无论你认为传统文化有无当代价值，你不能老是空喊口号，空喊口号建设不了新文化；应该以理服人，你有责任为建设中国文化贡献力量。作为新时期培养出来的人，我们得讲道理。我相信，那些空喊口号，极力贬斥传统文化的意见，今后会越来越没有市场。

（三）科学的视角

从科学的视角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比较容易得出科学结论。因此，我赞成从科学的视角对古代文化的优劣作出估价。我在下面的演讲中就是从这个视角去估价古代文化的价值，主要是古书的价值。

赵元任先生曾经给王力先生的研究生论文《中国古文法》作了一个批语：“言有易，言无难。”我现在就借用这六个字来谈传统文化到底有没有价值。按照赵先生的这个说法，如果我们要证明古书没有价值，你首先得将古书全部看完，经过充分论证，然后才可以说，流传下来的古书完全没有价值。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要将传世古书全部看完，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因此，要得出结论说中国古书完全没有价值，这是很难很难的。我之所以说上个世纪认为传统文化毫无价值的先生，他们主要是基于一种情感判断，就是考虑到这些学者的这种结论无法从科学的角度论证出来。如果要论证传统文化有价值，这样的结论就比较容易得出。这就是“言有易”：你只要从古书中找到今天仍有价值的论述，就可以说古书有价值。而要从古书中找到当今仍有价值的论述，这一点事实上是不难做到的。

因此，从科学的视角看，中国传统文化一定是有价值的。所有国家，凡是古代传下来的著作，都会有糟粕，不可能十全十美，这是客观规律。毫无疑问，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不能因为它有大量的精华而忽视其糟粕，也不能因为它有不少糟粕而将精华连同糟粕一起丢弃。近代以来，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古书，其影响不限于汉字文化圈，对全球范围内的哲学、文学、政治学、语言学、生物、医学、数学等诸多领域以及思想道德建设方面都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为现代文明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服务了世界各地的人们。西方学者承认，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国已有有一些自然科学家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取得成功的案例。例如数学家吴文俊先生，在拓扑学、自动推理、机器证明、代数几何、中国数学史、对策论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他自己明确指出，他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他本人对于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去年十月份，屠呦呦女士因为发现青蒿素，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获得了诺贝尔奖。《诗经·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蒿”的“蒿”促成了她对青蒿的关注；葛洪的《肘后备急方》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之，尽服之”给了她提取青蒿素的灵感。这是屠女士自己的肺腑之言，值得采信。这样的个案还有很多，都生动地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当代价值。

当今中国自然科学界主要学习欧美的自然科学知识，这已经成为共识，似乎毋庸置疑。但是国内有一些专家闭口不谈中国古人的成果对发展当今自然科学有无作用的问题，这是很可惜的事。大家耳熟能详的所谓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还是欧洲人总结出来的；提出祖冲之是最早将圆周率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的人的，据说是日本人三上义夫。这说明：海禁打开以后，中国人对于中国自然科学的传统还缺乏兴趣，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成就远不止四大发明。清代乾嘉时期，就有人将中国和西方的自然科学对立起来；而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将二者会通起来，发展中国的自然科学。例如阮元，他不但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科学家传记《畴人传》，而且明确主张会通中西自然科学，他在《研经室三集》卷五《里堂学算记序》中批评了只学西学、忽略中学的做法：“（阮）元思天文算学，至今日而大备。而谈西学者辄诋古法为粗疏不足道，于是中西两家遂多异同之论。然元尝稽考算氏之遗闻，泛览欧逻之述作，而知夫中之于西，枝条虽分，而本干则一也……然则中之于西，不同者其名，而同者其实。乃强生畛域，安所习而毁所不见，何其陋欤？”他的这种主张今天仍有重要价值。

有些人，并没有很好地钻研古代原典，就以为中国古代缺乏科学传统，这种做法是很不科学的，跟他们自己标榜的科学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说到底，中国的自然科学传统并没有多少中国人真正做出细致总结，说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传统，下这种断言还为时过早。吴文俊、屠呦呦等人的研究实践成功地证明，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成就对当今自然科学研究有重要作用，它的具体价值亟待发掘。我们期待新一代的自然科学家在糅合中外自然科学成果，进而在科学创新方面做出新的贡献。我相信，中国古代典籍中一定有对发展自然科学有营养的东西。

应该承认，中国有些涉及自然科学的古书遗失了不少，例如名著《九章算术》，今天见到的已有缺损，戴震《<九章算术>》：“考鲍澣之《后序》称，唐以来所传旧图，至宋已亡。”神医华佗所撰医书，在他临死前，拿出他的医书稿本给狱吏，但狱吏害怕上司追究，不敢接受，华佗只好“索火烧之”。因此我们对古代自然科学的成就不可能得到完全确切的了解，只能从现有的古书中去发掘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一些线索。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科学研究重实用，轻理论，这话是值得商榷的。但是就中西部分文化事实的对比来说，这话是有一定的根据的，能自圆其说。例如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就说：“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这里将“议论褒贬”当作“虚文”，王氏显然不赞成“多求”。这说法有一定的缺陷，科学的“多求”没有什么不对。因此有人强调，我们要发展科技文化，就要重视理论研究。的确，我们要重视理论研究，不能就事论事。但是不能因为要重视理论研究，就将实用性抛在脑后；重视实用本身没有错，忽视理论研究就难以使认识向纵深发展，因此实用性的效果会大打折扣。重视实用性的传统还是要保持下来的，只是要弥补缺少理论研究的这个缺陷，我们应该将理论研究和实用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道家“虚实相生”的理论还是要继承下来的。

（四）科学视角审视下的儒家文化

我想，有人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主要是就儒家作品中的思想内容而言的。但是，仅仅根据儒家的思想内容而否定整个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其实，就是儒家作品中的思想内容，也有相当多可取的部分，今天仍然具有极大价值。只是有人无力做深入研究，凭个人的喜好断言整个儒家文化是一种劣质文化。例如我最近在互联网上看到，有人先下结论：千百年来，中国历史有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它是由血腥暴力组成的，是一部所有人都失败、所有人都毁灭的历史，没有一个人在这样的历史里获得过真正的成功。然而作者没有做任何可信的论证，也没有告诉我们他所说的“真正成功”是什么意思，就将这个大概是作者认为无须论证的“结论”作为一个“规则”，并进一步追问：究竟是什么价值观念阻碍了中国人产生并且执行这样的规则呢？接着用“很显然”三个字，来逃脱论证，进而断言：那就是儒家文化里的做人上人的价值观念。然后就再胡乱发挥一通，借此打击儒家文化。这样的文章下结论十分轻率，毫无逻辑性可言。我想指出，学问能这样做吗？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地真正做点研究呢？

至于断章取义，摘取儒家作品中一些明显错误或不合时宜的部分，作为否定整个儒家思想的锐利武器，这当然是不妥当的，也是不足为训的，客观上无法泯灭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你既然认定只有西方文化具有科学性，那就说明你是崇尚科学的。可是你的研究本身却将你所追求的科学性抛开，“严于律人，宽以待己”，这不是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吗？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真正做出一点成绩呢？传统文化需要扬弃，需要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必须是科学的，不能浅尝辄止，更不能信口开河。

三，研究传统文化价值应取的最基本的立场

（一）必须科学研究传统文化

听了上面的叙述，大家对我主张如何去研究传统文化价值的想法可能有了初步的印象。下面我要更明确地阐述自己的看法。我不怀疑研究传统文化难以避免情感的影响。但是，既然我们要从科学的角度研究传统文化的价值，就必须脚踏实地，对传统文化作客观研究，因此我不赞成侈谈文化有无价值的问题，不赞成漫无边际地说空话。在当今的网络和一些报章杂志上，对传统文化优劣说空话的文章还屡见不鲜。这是最应引起人们重视的一个问题。

（二）既有中西文化比较中若干观点的简要析评

三千年的古书，留下来的信息是大量的。即使是某些思想认识，各家的主张往往不一，甚至相左，难以用一两句简单的话就能概括殆尽。有人作了一些概括，但是往往只取对自己结论有利的证据，不利的证据则弃之不用，这样得出来的结论不大令人信服。

王力先生在1928年出版的《老子研究》一书的附记中说：“今人喜用归纳，实则恒用演绎。凡利于己说者，则搜罗务尽；不利己说者，则绝口不提。舍其不利己说者而观之，诚确乎其不可拔矣；然自欺欺人，莫此为甚。”王力先生批评的这种做法，今天有人似乎还在沿袭。例如有人说，中国人的思维重综合，西方文化重分析。这种说法会遇到很多反例。《庄子·天下》：“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不是通过讲分析来阐明有限和无限的道理吗？再如唐宋时代的等韵学，将汉字的字音分析得那么细，不是有分析工作吗？如果你硬要说中国人思维重综合，总不能不管这些反例吧。即使古书中讲到的“天人合一”，恐怕也是既有综合，也有分析。

最近有朋友给我转来一篇文章。该文的作者是要批评中国人缺乏批判能力、盲目接受儒家“性本善”的观点。作者认为“性本善”的观点，是儒学大厦的“基石”，至今是“一个悬案”。可是“古往今来的儒学者”，对于这个观点“不是视而不见，就是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作者将他的这一“重大发现”上传到互联网上，作为打击传统文化的一项力证，可惜他连最基本的事实都弄错了。他不知道，与孟子同时的告子提出了“性无善无不善”的观点，见于《孟子·告子》；孟子提出“性本善”之后不久，荀子就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专门写了《性恶》一篇，试图从多方面论证人性本是恶的；扬雄则认为人性善恶混。唐朝韩愈专门写了《原性》，清朝戴震写了《读孟子论性》、《孟子字义疏证》卷中“性”字条等，阐明了自己的意见。作者读书未遍，信口雌黄，以古人只知“人性善”作为中国人缺乏批判能力的证据。这样的一些大而空的论证，在互联网上尚有很多。

从科研的角度来说，总体概括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特点，这是难度甚大的课题。如同你要比较两个人各自具有什么不同的习性，你得跟他们接触接触，既要了解他们各自习性，还得作些比较。要想对中西的各自特点研究得深入，避免在作中西文化比较时流于肤浅，必须充分占有材料，科学分析材料。这就需要精读、多读原典。通过有限的例子去谈中西文化的特点，其结论恐怕不大可靠，也难以说服人。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的东西，我认为这样的言论有缺陷，我看中国古代的音韵学，特别是等韵学，就有很科学的内容，放到今天，也丝毫没有落后。

我看到不少比较中西文化优劣的文章，深感有的比较者率尔操觚，研究结论不是根据材料科学地论证出来的，常常流于主观印象。他心目中先存有中国文化是落后的文化这样一个成见，然后拿中国传统文化的“劣”去比较西方文化的“优”，然后宣称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抛弃。这种做学问的方式，是先入为主，完全缺乏科学性。例如经常在报章上看到有人撰文说，清代后期之所以在甲午海战中失败，其深层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有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因循守旧的传统文化心理，但作者没有作出任何科学论证。要研究这样的课题，你得选择适当的方法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确有这样的劣质的文化心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其次还要证明甲午海战失败的深层原因主要是基于这种劣质的文化心理，而不是其他，这个选题的难度也不小。但是你不作科学论证，这能说服人吗？你总不能不作科学论证就要人们相信你的断言吧。而且将一场具体的战争的失败，归咎于整个民族心理，不是扯得太远了吗？我不知道蒙元、满清入主中原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民族文化心理没有这些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因循守旧的传统文化心理，而当时的汉人有这些心理而招致汉民族的失败。尽管比较者说得慷慨激昂，貌似言辞恳切，在社会上有一些影响，但结论禁不起推敲，也在无形之中替腐朽的满清政府和指战员们开脱罪责，不能真正地总结经验教训。其实，从传统文化的“劣”中寻找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也不是作者的首创，钱玄同于1919年3月15日在《新青年》第6卷第3号发表的《随感录》中，就针对有人极力为传统文化辩护，认为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的做派，反问道，“请问如此好法，何以会有什么‘甲午一败于东邻，庚子再创于八国’的把戏出现”？这明显是将甲午海战失败作为否定传统文化的一个理由了。作者不提及钱氏的看法，容易使人误会，将甲午海战失利的原因跟传统文化挂钩是作者的独特见解，这种作法似乎也很不妥当。

（三）两个不成功的研究个案

我还看到，有人批评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并没有以理服人，而是断章取义。这也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事情。例如2015年4月28日中华书局在北京召开了“国学与当代教育”的学术研讨会，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大会主题发言之后，有记者问我：现在关于《弟子规》能不能作为学校学习的内容，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我认为《弟子规》能不能作为学校学习的内容，是可以展开讨论的。但是这种讨论是建立在全面研读《弟子规》的基础之上的。应该研究：《弟子规》中哪一些是讲对了，今天还用得上的；哪些是讲对了，但今天用不上的；哪些是既讲错了，并且是用不上的。即使是后者，即使是毒素，也还要研究，当代的青少年对哪些毒素有免疫力，哪些没有。有人不是仔细地去研究，只是断章取义，抽出《弟子规》中明显错误的说法，作为全面否定《弟子规》的依据，这种片面化的处理问题的办法，我是很不赞成的。这也是一种率尔操觚的做法。这两种率尔操觚的做法，都是应该竭力避免的。《礼记·中庸》中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这些话对我们的研究有警示作用。

三千多年来，不同时代的知识精英不间断地写作，留下的古书汗牛充栋。你在没有全面、仔细地阅读的情况下，就说这些古书一无所取，全是垃圾，这样泛泛的结论，能让人信服吗？因此，我主张研究者深入原典，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小题大做，将传统文化中精华的部分和糟粕部分都剥离出来，将精华部分发扬光大，建设新文化，以服务于国计民生。我更建议，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敌意的人们，与其谩骂中国传统文化，不如摆正心态，采取客观的态度，在古书中巡游一番，找一找，就像有的数学家和医学家那样，看看其中有没有对发展人类当前文化有益的东西，如果有，就坚决地将它们撷取出来，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弘扬之，这对发展文化更有用处。文化建设宜多元，多元文化的竞争是发展文化的根本保障；文化一元化，就意味着文化发展的枯竭。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另一方面，对于追求所谓的“正宗”或所谓“纯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看法，我们不能盲目信从。一年以前，有朋友从网上给我转来一个帖子，叫《崖山之后无中国》，据说这个帖子在网上很走红。这就令人匪夷所思了。作者发这个贴子的真实意图我不好妄加揣测，作者大概是想证明古典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到了宋元鼎革之际的崖山海战而灭绝。本来，科学无禁区，这样的文章是可以作的，但是该文作者过甚其辞，结论草率，很不客观。我查了一些史书，跟作者叙述的历史信息颇有不合之处，我怀疑作者是否认真地去钻研史书。如果查阅了历史材料，就不应该出现那么多的硬伤；如果没有全面、细致地搜集、整理第一手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匆忙得出这样的结论，恐怕不符合科研程序吧。日本作家田中芳树写过一本叫做《海啸》的历史小说，2012年黄山书社出了中文译本。《崖山之后无中国》的作者是不是根据这本小说提供的材料立论的呢？如果是，那么作者据此历史小说得出“崖山之后无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而含糊的结论，不是太浅薄了吗？

像这样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态度，万万要不得。在这个人心浮躁，人人操觚、家家立说的互联网时代，对于这种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些无根之谈，我们必须保持一份清醒。

四，发展中国文化必须以传统文化为根

（一）“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

我曾经听到有人说要有世界眼光。事实上，没有抽象的世界眼光，眼光都是观察者站在具体的位置上、有具体的朝向和视角而发出的，观察者必然有一个立足点。没有立足点，就不能产生眼光。我们要吸取古今中外的一切精华，但是要有一个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必须是中国学术文化。这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解决了这个核心问题，就有可能使我们解放思想，有条不紊地发展文化，不至于在世界的文化海洋中飘摇，没有依归。某种程度上说，这无异于一次新的文化启蒙。经过百余年的积淀，许多有识之士已达成共识，那就是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这已经成为新的文化遗产了，但是还没有解决吸收文化精华的立足点问题。既往对此关注得很不够，有很多糊涂认识，我们现在可以认真加以探讨了。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有的国家是采取保护的措施，例如法国、日本、希腊等国家，有的国家甚至为此制定了法律。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中国必定要以中国的面貌走向世界，中国的面貌必定伴随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人是属于社会的，在自然面前太渺小了，有太多的未知的东西，也有太多的无奈。他们的心灵需要不断得到慰藉，需要得到精神营养，减少盲目，以便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因此他们得从他们熟悉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精神的依托，与自然、社会相处的经验，克服困难的历史依据，滋生出新的思想。像《论语》这样的经过千百年传承下来的经典，里头有太多人们需要的东西，有一种时空的渗透力，因而历久弥新。如果冒然斩断这种传统，则必然斩断一个社会历史沉积下来的一切经验、道德、信仰等，使人们心灵严重受挫，处于真空状态，价值观垮塌，社会凝聚力失衡。因此，文化需要传承，需要在传承基础上的发展。

清末提出的“中体西用”早已被人抛弃了，这是历史的合理选择。有人希望，在当下的中国，应该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放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供中国人抉择，去发展文化。这种想法貌似客观，不偏不倚，有全球意识，但是不能成立。任何人、任何社会要发展文化，都不可能站在真空中，都必须以已知探求未知，必须要以自己熟悉的东西为出发点。既然抽象的立足点不可能存在，我们总不能丢弃自己熟悉的中国文化，以不可能太熟悉的西方文化为立足点去发展文化。以西方文化为立足点去发展文化，这是绝大多数炎黄子孙都不会认同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也无法割断历史。有人也看出了传统文化中有合理的东西，所以他们不主张完全抛开中国的传统。但是他们主张以西方文化为立足点，适当吸收一点中国传统的东西，也就是“西体中用”。在我看来，这是“想当然耳”，根本不可能做到。说这话的人，恐怕是有意无意间将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等同于一个国家的文化，这当然是有失偏颇的。

我们知道，语言、文字都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汉语、汉字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总不能丢弃汉语、汉字这样的文化，实现语言、文字“转轨”，以西方语言文字为立足点去发展新文化吧。作为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主张完全丧失民族主体性，那就不是发展中国文化，而是“转轨”“换轨”，不是“接轨”，因为中国文化的“轨道”已经被拆除了，用别的文化取代中国文化，只有一个“轨道”，如何实现对接？不考虑现有的基础，不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盲目“换轨”，这是一种懒汉懦夫思想，不是真正的发扬民族文化。我也真诚地希望那些“转轨”的人，在文化建设方面做出实际成效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相较而言，说“全球视野”比说“世界眼光”要合理，但“全球视野”和中国学术文化的立足点是不矛盾的。郭锡良、鲁国尧先生领着我们办了一个杂志，叫《中国语言学》，它的宗旨是：“以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为根，取世界语言学的精华而融通之，坚定地走自主创新之路，为繁荣中国语言学而奋斗。”这个宗旨就是基于这样的学理提出来的。

（二）传统文化和现代中国

传统文化跟现代中国并不是水火不容。尽管上个世纪以来，一些知识精英们猛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的试图割断传统之根，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那毋宁说是对传统的一种发展。传统具有顽强的遗传性，现代中国的发展，一定是在旧有的传统的基础上的发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任何独立的后代文化都是这个社会对它的古代文化的沿袭、发展。因此，传统文化跟现代中国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我们要发展新文化，只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摒弃那些不利于中国现代化的那一部分旧质文化，将传统文化改造成现代中国文化。有人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对立起来，这是基本理论上的失误。有人希望完全消弭传统文化，照搬西方工业革命、城市化的经验，从而使中国现代化。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学理依据不足。更有人希望照搬西方工业革命、城市化的经验，借此完全消弭传统文化，这就将消弭传统文化作为最终目的了。不但不切实际，而且本末倒置。如果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其结果，不但不能使中国引领世界，而且会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历史教训是深刻的。王鸣盛在在《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二中说：“大约学问之道，当观其会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随时，并行而不相悖，是谓通儒。”这话今天仍没有过时。

（三）中国传统文化和借鉴西方文化

传统文化教育和借鉴西方文化并不总是互相矛盾的。毫无疑问，文化具有可发展性，发展的方式之一，就是吸纳别的文化的精华。当然，在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吸纳别的文化的糟粕。既然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吸纳别的文化，因此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和借鉴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并不产生根本矛盾。事实上，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做传统文化的奴隶，一直注重吸纳别的文化的精华，这是千百年来中国文化克服自身缺陷的有力举措。当今，我们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取其精华；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丰富完善我们的文化，这是最为稳妥的抉择。因此，有人将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借鉴西方文化根本对立起来，这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秦汉以前的文化，很多都是中国古人的原创，有自己的一套概念系统，跟西方文化不同。咱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多一个视角远比少一个视角来得全面；因此在当今西方话语系统占据主流地位、成为人们大力开采的矿藏的今天，再丰富的矿藏也总有开采殆尽的一天，吸收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成果不但深有益于发展中国文化，对于发展世界文化都是极为有益的。

有一些天真的知识分子，他们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基因相类比，因为中国要现代化，要在世界上领先，就要铲除传统文化，换成欧美文化。这是不切实际的。首先，将传统文化和基因作类比，就有些牵强。基因是生物学的概念，传统文化是社会文化概念，二者是不同的。用基因作类比，不但无法证明自己的观点，反而证明传统文化对人有着难以抗拒的传承性，因为基因具有顽强的遗传性。传统文化具有顽强的传承性，但是它的传承性远比遗传基因更容易改变。我们之所以要以传统文化为根，并不是因为文化不可以改变，而是因为中国文化是毫不间断地传承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中国是具有十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传统文化具有顽强的传承性，不会因为有少数知识精英的呐喊而全面转轨。如同治理大江大河，采取封堵的办法不能有效制止洪水泛滥，必须采取疏导的办法才能治理水患。想通过铲除传统文化，原封不动地接纳欧美文化的办法，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既没有科学依据，也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以传统文化为根，借鉴世界各地的优良文化，更利于我们发展文化，服务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人民。这就需要我们认真钻研古代作品，取精用弘。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学科，经过百年洗礼，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深受欧美学术影响，有些学科甚至是仿照欧美的相应学科建立起来的，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带来若干流弊。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出来的流弊甚多。究其原因，有人以为这是完全照搬西方所致，因此主张返璞归真，多重视咱们自己的传统；有人以为是百年来的研究还受中国传统影响、学习西方不够导致中国的学术研究出现诸多流弊，因此主张全盘抛弃传统的研究，全面地西方化。观点如此对立，说明对百年学术的总结缺乏足够的共识。就出现利弊的个案来看，有些问题显然是惟西方理论马首是瞻，忽视中国传统、胶柱鼓瑟所致。有人不但主张全盘西化，而且还肆意贬低中国文化，这在当今的汉语研究中表现的尤其显著。有人公开宣称，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是过时的东西，跟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两个概念系统，二者之间不存在对话关系。他们希望借此将两千多年以来的汉语言文字学打入另册。这不是作茧自缚吗？其实，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有很多原创性的概念，跟西方学者是从不同的视角认识语言文字，如果用两套认识体系来了解语言文字现象，岂不更全面深入？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一直存在着学科整合化和学科分支化的两种趋势。当今研究语言学，人们常常借鉴自然科学的一些成果来得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成果，令人振奋；为什么要怀疑自己的整合能力，认为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和现代语言学不存在对话关系呢？也许这样说的人确实缺乏整合能力，但不要以为别人也缺乏这个能力。谁有这种整合能力，谁就有可能取得卓越成就。有人希望多依仗一些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开展汉语研究，这是可以的，也能在学术史上放一些微弱的光芒，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语言学研究，只有立足传统，才能在学术史上光芒四射。这是可以断言的。

五，精读原典问题

（一）要读懂原典

看来，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全面、深入研究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作出实事求是的发掘，然后作出实事求是的评析，是重要的一环。因此，精读原典，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基础。

古书是古代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都是用文字来记录的，离开语言文字，就不可能有古书。这是极为明显的道理。因此必须通过语言文字去理解古书，而不是先假定古书一定有某内容，再去曲解字义。有时候，我们强调理解字义要根据上下文的文意去索解一个字的上下文字义。这并不能证明先有思想，后解字义，因为这个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舍弃古书中的语言文字，就不可能了解原典的内容，也就无法阐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有人为了证明孔子的思想完美无缺，挖空心思乱解、曲解《论语》，还倒打一耙，说古人误解孔子。此风不可长。

古代原典，特别是其中的精华部分，绝大多数是用文言文写就的。研读古代原典，有它特殊的规律。研读古代原典，不同于学习现代白话文，因为现代白话文所使用的语言是今天仍在使用的活语言，理解起来比学习文言文难度小多了；也不同于学习一门外语，因为学习外语，现代汉语帮不了多大的忙。学习文言文则不同：大家无一不是以现代汉语为桥梁走向古代汉语的，但如何避免以今律古，还原古人的原意，就显得特别重要。

我看到有的学者对古代文化的阐释，一是材料占有不全，一是对具体材料的理解不当。这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都是不利的。一个从事传统文化教育的学者，如果没有对古书中的语言文字倾注大的心力，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从事传统文化教育的学者。

什么叫做把一篇文章读懂？这是一个无底洞，而且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仅仅要落实字词句，了解古人行文的起承转合，更重要的是读懂言外之意，文章的思想内容。要想把一篇文章读懂，你知识不能够局限于某一个方面，而这需要有比较全面的知识结构。除了大量阅读，有一些感性认识，还要有一些文字、音韵、训诂、语法，版本、目录、校勘等知识。这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

（二）字词句的落实问题

首先要仔细认真地把握原文，尽可能多地占有材料，不能满足于今人的注释，要刨根问底，真正弄懂古书的字词句章篇，做到心中有数。例如《离骚》这篇课文，其中有“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除了要落实这两句诗的字词句的意思，还要讲解屈原为什么要“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香草、香木很多，屈原特地选了这两种，是否有某些象征意味在里面？古代诗人写草木虫鱼鸟兽等，有时候是有某些象征意义、某些文化意蕴的。而这些象征意义、文化意蕴，今天一般的古书注释不大讲，其实影响了对古书原文意思的领会。根据东汉王逸给《楚辞·离骚》所作的注释，木兰去皮不死，屈原登上“阰”，“朝搴”，象征着他“上事太阳，承天度”，培养自己坚韧不屈的品格；宿莽是一种冬生不枯的草，屈原入“洲”，“夕揽”，象征着他“下奉太阴，顺地数”，培养自己百折不挠的品格。将这些言外之意揭示出来，对于了解屈原的心态，理解他面对“谗人虽欲困己，己受天性，终不可变易”的无私无畏精神，都是很有必要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阅读古书，解决疑难问题，必须重视故训。

在当今，特别要强调尊重故训。要对古人的文章有很好的研究，一个是要准确清楚地理解已有的研究。这是一个很细的功夫，有的时候甚至只是一些细微之处。比方说《诗经·豳风·七月》里面有“采蘩祁祁”，可以理解为采蘩的人很多，也可以说是采的蘩很多。两种理解在古今的注释中都有，但到底哪一种理解才是诗作者的原意呢？这时候需要参考历朝历代的注释，特别要尊重故训。唐代学者孔颖达作《诗经正义》，明确指出“采蘩祁祁”指采蘩的人很多。他的这种说法是很对的，这句话在《小雅·出车》也出现了，“仓庚喈喈，采蘩祁祁”，这里“采蘩祁祁”只能理解为采蘩的人很多。《出车》是写将士出征归来的，上下文中“春日”“卉木”“仓庚”“采蘩”对举，则“采蘩”应该理解为“采蘩之人”。“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是形容具有活动能力的人和动物的，“仓庚喈喈”是归途所闻，“采蘩祁祁”是归途所见，作者所见的是采蘩者众多。如果只是叙述所采之蘩众多，而不及人，文章显然是很突兀的。结合这一例，可见《七月》中的“采蘩祁祁”是指采蘩者之多，不是指所采之蘩众多。今人有人将“采蘩祁祁”解释为“所采之蘩甚多”，这是不妥当的。

另一方面，虽然要尊重前人的东西才能理解得准确，却也不能盲从，自己要亲自实践，进行深入考察，所谓“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就包含了这个道理。例如我看到有人在文章里说，《古诗十九首》的《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这五个字都是平声，这就很不准确了，“重”作“更加，又”讲本来读去声，后来才读平声，怎么能仅仅根据现代汉语读平声，就说《行行重行行》的“重”在古代也是平声字呢？再如《行行重行行》这首诗后面一部分，韵脚字是“远、缓、返、晚、饭”，在古代是上声自押，“饭”作“吃饭”讲古代是上声，作“饭食、米饭”的“饭”讲是去声，“努力加餐饭”字面意思是（您）尽量多吃饭吧，言外之意是（您）多保重吧。其中的“餐饭”是动词性语素连用，“吃饭”的意思，但是有人却说这里的“饭”是去声，整个韵脚字是上去通押，这也是不准确的。之所以出现这些不准确的说法，是因为对“重、饭”的古代音义配合缺乏研究，因此传授的是错误的知识。这是我们应该竭力避免的。

字词是非常基础的部分，通过字词去把握背后的思想内核。学习古代文章，首先是进行字词句的落实，不仅要将字义、词义理解清楚，还要懂得上下文的具体含义，理解整个句义和所传达的内容。对字词句的分析其实很有趣，比方说《诗经·豳风·七月》里面“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对这句话，有人理解说，是把红枣和稻一起来做酒。古人的注释说得很清楚，“此”指的是稻，不包括枣；当然古注是人作的，是人都会犯错误，因此对古注不能迷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翻看了一些古人讲酿酒的著述，看到古人不大说拿红枣来酿酒，可能是因为古代的枣不是用作酿酒的原料必需品。这也就说明要把一篇文章读懂，你的知识不能够只是局限在一个方面，还应该有比较全面的知识，要有广泛的阅读，否则有些问题就搞不清楚。

再比如说《诗经·秦风·蒹葭》开头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但是仔细去分析的话，“苍苍”是茂盛的样子，意思是芦苇长得很茂盛，这显然不是秋天的事。但是后面紧接着就是“白露为霜”，秋天的露才叫白露，“白露”有特定含义，就是指秋露，不能简单理解为“白色的露水”。露和霜是有关系的，原来的时节是露，后来凝结成霜，节候不同了。到了“白露为霜”的时候，就不能“蒹葭苍苍”了。所以很显然，两句话的季节是不一样的，首先是“蒹葭苍苍”的时节，然后又到了“白露为霜”的季节，字面上是讲节候的变换。要理解这层意思，就必须将这两句诗联系在一起来体味。将这层意思体味出来后，才能真正理解原意，了解这两句属于“赋、比、兴”中的“兴”。

（三）理解言外之意

字词句是重要的，但是你不能够局限在对字词句的理解。比如《论语·学而》第一章的三句话，表面意思是：学习了，并且要按时温习，不是很高兴吗？有朋友从远方来，不是很快乐吗？别人不了解我，我不生气，这不是君子吗？但是这三句话是有内在关联的：第一句是说人学习了之后要按时温习，达到学业有成，能招致朋友慕名而来；朋友来了以后，对于自己还有不懂的东西，那就需要朋友之间的互相切磋，砥砺德行，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切磋的过程中思想发生碰撞，有的时候会争得面红耳赤，所以“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德就算养成了。《学而》第一章就是讲通过学习、切磋，“劝人学为君子”的；荀子的《劝学》也是讲如何培养君子的，跟《学而》这一章的主旨一致。所以不仅仅是要把字词句落实，更重要的也是要读懂字词句背后传达的这种言外之意，思想内容。

六，批判继承问题

（一）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和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

只有读懂了古书，才谈得上批判继承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才谈得上发展中国的新文化。但是，读懂古书只是前提条件，批判继承古代优秀文化遗产，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下面我想谈谈：解决批判继承问题，除了培养阅读古书的能力，还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

要培养真正具有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新一代学人，必须从中小学教育开始。重视从中小学开始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符合学理，也符合当今的形势需求。但是传统文化被痛批了上百年，积习所致，必然会引起部分人士的强烈反弹。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这也是好事。

从中小学开始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这是积极的举措。这对移风易俗，使广大少年儿童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新文化的影响一定是巨大的。我们知道，人们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对一个人未来的思想观念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教科书的作用不可低估。因此，如何培养中小学学生在研读古书的基础上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为儒家经典辩诬

首先应该认真分析各种情况，反对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做简单处理，采取一刀切的办法，一好百好，一丑百丑。上面说到，中国古书中有许多是对自然、社会的认识，这里头有许多值得继承的地方。批判继承这方面的文化遗产，一般人大概是没有异议的。

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儒家典籍上。这其实也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就拿《论语》等儒家经典来说。有人只注意到《论语》等书中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就要“打倒孔家店”，这显然不是可取的态度。《论语》等书中有些内容被证明是错误的；有些没有讲错，但今天不一定用得上；有些讲得既正确，又对当今文化建设有积极作用。后者是应该继承和发扬光大的部分。就是《论语》一书，我想结合现实，从思想境界方面强调孔子的三点过人之处：一，面对纷纭动荡的时代，孔子毫不畏惧退缩，勇敢地站出来，以振兴天下为己任，展现出博大的济世情怀。二，面对社会的黑暗现实，孔子毫不计较个人得失，没有选择同流合污，也没有选择消极避世，明哲保身，而是痛下针砭，深切地加以揭露，展现出浓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和进取精神。三，为了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和抱负，孔子毫不懈怠，生命不息、奋斗不已，展现出百折不挠、至死不渝的执着精神。

这三点，只要我们联系孔子所处的时代、他的经历、《论语》等著述，以及他们对历史中后起的杰出人物的积极影响等方面，就不难得出。我深信：孔子这样的精神境界在全球范围内的杰出人物当中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的，并且一直激励着后世的杰出之士。他们这样的境界，远非一般人所具有、所能理解的，因而也必将成为未来仁人志士的精神标杆。我们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需要有孔子这样的精神境界作为创新成果的动力。

想想我们今天有些全盘否定孔子的学者，你有这样的境界和情怀吗？当今有些人，对孔子横加批判，完全忽视个人修为。对社会缺乏真正的批判精神，常常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弱势群体，不敢对准对自己获取利益有直接关系的腐败官员和奸商，甚至想方设法巴结讨好，相互利用，为社会的非公平、非正义唱赞歌，为利益集团充当代言人和帮凶，以图既获取个人的物质利益，又博得虚名。这种人是弱势群体的“白眼狼”，他们表面上似乎也有“批判精神”，而这正是任何社会所需要的，“白眼狼”抓住了这种社会心理以邀宠；但是他们的批判对象盯住的是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弱势群体，是任人宰割的对象，因此在这个官本位、崇洋媚美甚嚣尘上的时代，批判弱势群体不但没有风险，而且能投利益集团之所好，能使自己名利双收。这种人怎么有资格批判孔子呢？这种人表面上有批判精神，也经常批判老百姓愚昧，实际上他们的骨子眼里最缺乏的是真正的批判精神，也正希望老百姓愚昧，以便掩盖他们的真实意图，冀此获得名利双收。

上个世纪初，知识界的一些精英们，将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学，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其结果，老子的辩证法，铸刑鼎体现出的对法治的追求，秦的郡县制对封建分封制的打破，等等，这些极为优秀的东西都被遮蔽了。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另外一些糊涂人，根本不读古书，不知道传统文化为何物，却跟着起劲搞虚无，大肆宣扬传统文化如何如何是劣质文化，大言不惭，正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很是可悲。《汉书·艺文志》列举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的学派渊源及其特点、利弊，对前面九家的取舍，说出了这样的话：“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可见，在古代正统文人那里，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思想禁锢在儒家思想里头。

我经常听到有人说，中国古书很多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不适合今天的需要，因此应该抛弃。这是皮相之谈。这种见解，隐含着这样的前提：凡是产生于奴隶、封建时代的书籍，今天都应该抛弃。这显然只是注意到了文化的变异性，忽略了文化的传承性，将不同时期的文化简单对立起来。按照这样推理，欧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论述，西方早就应该抛弃。可是西方社会极为珍视这些遗产。其实，《圣经》《古兰经》也是古代产生的著作，其中也有不少负面的东西，有不少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内容，西方世界、伊斯兰世界并没有因为它们有这些负面的东西而将《圣经》《古兰经》打入另册。

人们看到了这些经典的当代价值，它们在凝聚社会方面的积极作用，凝聚社会需要文化的认同，因此经典的魅力是巨大的；也看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强盛，文化的发达，单凭科学是不行的，治国需要科学，但不仅仅依靠科学，更重要的是依靠公平与正义，法治与自由，依靠文化的凝聚力。五四时期有些人士提出“科学救国”，愿望是好的，但不切实际。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西方世界、伊斯兰世界将《圣经》《古兰经》引入现代社会，而发扬光大。对比起来，可以看出，有些学者将儒家经典和现代文明对立起来，这是简单化的处理办法，实在不可取。

至于有人说，只有抛弃了儒家经典，中国才有可能进入现代化，这当然是一个伪命题，一个无法证实或证伪的问题，逻辑上存在着严重问题，不一定能获得广泛的认同。因为现实情况是，我们无法抛弃儒家经典，因此无法证明抛弃了儒家经典中国才可以进入现代化。

（三）如何批判继承

其次，要考虑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有没有现代价值。古书成于众手，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传统文化中，既有优良传统，也有劣质传统。比如“官本位”的思想，“红眼病”的病态心理，官场勾心斗角，为富不仁，官商勾结，欺上瞒下，这都是劣质传统，这种劣质传统不一定只是中国才有，五四时期批判得很不够；分析问题常常受情绪左右，不注重逻辑推演，凡事喜欢定于一尊，一好百好、一丑百丑，人云亦云，不懂装懂，等等，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糟粕，一种劣质传统了，应该坚决抛弃。有人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要将中医打入另册，学术界有人崇洋媚美，等等，实际上继承的就是这样的劣质传统。中国三千年从未间断的古书，举世无双，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难免精华和糟粕杂糅，难免有不合时宜的内容，而且精华和糟粕恐怕都不少，需要我们披沙拣金。

即使是古书中的精华，也要看今天还有没有用。例如《论语·里仁》中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在当时可能有它的道理，谈不上说错了，也谈不上是糟粕，“游必有方”恐怕今天还有价值，但“父母在，不远游”已经不适应今天社会了。多部儒家经典都谈到对孝子对已故父母要守孝三年，也有其理由，也不能说是糟粕，但今天也无法做到。再如儒家经典中发现了不少问题，诸如法律有时和道德有矛盾，个人利益有时和集体利益有矛盾，这些今天还需要展开探讨；记载了孔子谈教学的内容，谈到做人要仁义礼智信，治国要以人为本；孟子、荀子探讨后天教育对人的修养的决定性的影响，颜之推所言“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颜氏家训·勉学》）的为学要求，朱熹常常能结合自己的经验和人们的普遍心理，研究读书、为学之法，这些今天恐怕还没有过时，对今天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仍然有批判继承的必要。

总起来说，我们要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我们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化，必将深刻地改变着当今的中国和世界，使中国和世界走向了新时代，因此需要发展出新文化，以适应这种新的变局，以服务于中华文化建设。这需要我们结合当今的现实需要，摒弃一切不必要的成见、人为制造的障碍和隔阂，怎么有利于建设新文化就怎么来；这就必然要求当今中国，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创造当今的新文化。我认为，这是明智的选择，必将成为今后发展中国文化的努力方向，因此也必将成为文化建设的新潮流。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但愿大家成为这一新潮的弄潮儿。

我的演讲只是抛砖引玉。讲得不对的地方，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发表于《北斗语言学刊》第二辑，经作者授权许可后，附在《武当文脉》研讨会系列文章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