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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志|《〈道德经〉范本源考》序
2020年08月14日 12:34 杨立志 点击:[]



杨立志 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导师,湖北省武当文化研究会会长,湖北省汽车工业学院党委副书记。



据文献记载,武当山是历代高隐之士的理想栖息地,素有“神仙窟宅”之称。神仙者,修道之人也;窟宅者,人所居住的洞穴也。周秦以降的两千余年间,高隐之士在这里修真问道,成果赫然,在“是山证道升真者,何可胜计(刘道明语)”。宋代陈抟在五龙观“研画前之妙”,创太极先天之图。元代道教全真派、清微派等皆在是山传承发展,交流融合,影响深远。元明张三丰、丘玄清等在山修行授徒,受到朝廷重视。永乐间建武当宫观,皇帝在全国选派高道400人来武当办道,道人以“怡神葆真,抱一守素,外远身形,屏绝人事,习静之功,顷刻无间”为宗旨。同时解决了武当山庙观的宗-教用品、修缮管理、耕种供养等问题,确立其皇家道场的崇高地位。明代近三百年间,这里成为全国的道教中心。万历年间,登记在册的道士、道童有20000多人。《武当福地总真集》说:那些“恨山不高林不密”的修-炼者“多失其名……今考传记,询诸前辈,间得一二,录之于此,以备山中胜概云”。一般认为,自尹喜始,这里已成为历代研习老子《道德经》的圣地。他们是《道德经》的继承者、实践者、传播者、成就者。因为其名隐而不显,鲜为人知,而成为研究的盲点。比如武当山的“隐仙派”就可能具有丰厚地修道文化积淀,尚待人们进一步发掘和研究利用。




然而,就《道德经》而言,传世2500余年间,版本众多,各抒己见,历代学者研究旨趣不同,对同一句话的句读理解也会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对文本的阐释翻译也各不相同。如今,各地书写宣传《道德经》的文本(包括书籍、大型文化墙石刻等)其内容也不尽相同。甚至,对《道德经》的多元化版本及其理解,已经成为一种自然的文化现象,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许多人只是以《道德经》而自豪、骄傲,或者以引用老子的话语而彰显学问,却很少顾及版本问题,也不去深究其理解的正确与否。时下,西方国家不少人关注《道德经》,也促使国人重新对其版本进行反思和研究。《道德经》版本为什么各不相同?究竟有没有“范本”?应不应该有“范本”?怎样才能厘定“范本”?中国的《道德经》究竟给世人讲述着什么?“道”“德”究竟为何物?多有学者互指其误解,其真正的误解是什么?究竟哪些是误解?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误解?《道德经》真的是人人都可以探囊取物的“万宝囊”吗?



三年前,有机会与同乡朱道琼先生谈及此事,引发了我们对来自民间的《道德经》研究的关注。他正在研究整理研究民间学者培真先生的著作,以修道者的视角来注解老子《道德经》。1990年培真先生《道德经探玄》一书,其后又有《超凡入圣•中国道家大智慧》《修真与龙文化》姊妹篇出版。其主旨就是校订《道德经》版本,用修道的宗旨、要领解注《道德经》,以及阐述修道的方法、体验、内丹名词解释等内容。培真先生故去之后的22年间,《道德经探玄》也曾有多次再版。当年朱道琼担任这三本书的责任编辑,深知个中奥妙。所以,他希望继续从事《道德经》版本的研究,想搭起一座通往修道的“桥梁”。他告诉我说,想把其研究成果编撰为《道德经范本源考》一书与朋友们分享。我认为“范本”的提出,需要胆识,也有相当难度;“源考”是历史文化考证,需要学术积累,也很不容易。《道德经》是一部十分重要的道家文献,能够从道家修炼的角度对其“范本”做些探讨,无疑是一件好事。鉴于弘扬道家、道教文化,深入探讨《道德经》的文化内涵,我鼓励他把书稿写完。



丁酉年开春,《道德经范本源考》书稿摆在案头并邀我作序。书稿以研究培真先生著作的思想理论成果为主旨,结合前沿的科学研究成果,把解《老》思路梳理的比较清晰,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也有给人以新鲜感之处。全书分三卷,卷一,上古神话是“源”;卷二,诸子百家是“流”;卷三,老子《道德经》是“果”。朱道琼先生认为《道德经》是中国“主脉”文化的结晶,其思想文化的“因果”传统文化的承传关系顺理成章。是书坚持传统的“中道”无偏颇自然而然的宇宙观,认知“道可道也,非恒道也”的“道本原”的全息精神,遵从老子讲述的“道理”理解《道德经》。提出以“道理”或“事理”解《老》作为评判正误之标准。将众多版本划归为三类——通行本、帛书本、楚简本。通行本版本最多,大都是以王弼、河上公本为底本的千变万化。筛选后,以当前颇具影响力的版本为例进行比较研究。该书认为郭店楚简《道德真经》不是《道德经》,应当归入儒家典籍,虽然是一家之言,但也显示出作者的独特视角。通过对《道德经》章节划分、用字、断句的比较;对各章节的中心思想及其相互联系、对《道德经》误解的订正、校订后的“范本”(包括标点符号)等一系列考证研究,重点阐述了应该以培真先生校订的帛书《道德经》作为“范本”的理由。该书前后酝酿二十余多年,其论述也尽量做到引经据典,有理有据,作为民间爱好者,实属不易。



值得一提的是,帛书《老子》的校订者培真先生,是躬行修道之人。其家境贫寒而人品纯真,具有修道的体验,他的三本书又是修道练功体验的记录,真实性高。通篇以养生学观点解《老》,用于人体生命科学方面的注解有其独到之处。他还认为:若《道德经》能够走出“误解”和“迷信”的双重束缚和困扰,后人若能遵照帛书《道德经》所讲述的理与法,去躬行修道,调训心神,抱一而守中,使有欲的人心向无欲的道心相接近,不仅可以体知“道”“德”的实存,而且会使其心神处于中和无偏颇状态,健康而长寿,达到人类的“终极关怀目标”。



总之,《道德经范本源考》一书提出:以“道理”注释《道德经》才是正确的方法,以“事理”解《老》即走入不一致的多元注释而无所适从。这种观点,希望能够得到读者和专家学者的关注。研究《道德经》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既需要学院中的专家教授开展专题研究,也需要民间人士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展专题研究。从《道德经》注释的历史来看,从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要整理出一个让所有人都认同满意的《道德经》范本很难,但每个学者都有各抒己见的权力,都可以为《道德经》的研究贡献自己智慧。我认为《道德经范本源考》的真正意义或许正在于此。


是为序。

  杨立志

  2017年9月14日于武当山麓




【作者简介】


朱道琼 1946年生,湖北丹江口人。原丹江口市文化局副局长、 《武当》杂志社原社长、主编、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国家体委科研课题《武当拳派源流、拳系及内容研究》课题组副组长、武当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报告主要撰稿人之一、《武当山志·武当武术卷》担任拟稿人。在42年的工作历程中,在各级报刊发表作品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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